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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人讲古|敢在亚足联会议上拍桌子的中国

2017-12-19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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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足球人讲古|敢在亚足联会议上拍桌子的中国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足球经历过辉煌、也难逃低谷,无数来来往往的人为中国足球倾注心血,更有无数的人始终对明天充满无尽憧憬。在这个联赛休赛期之际,我们推出《足球人讲古》,为您细数那些逐渐被遗忘的中国足球人,无论是管理者、教练,还是国脚、外援,无论是曾经居功至伟还是鲜为人知……我们一起在历史中感受悲伤、汲取力量,也一起思考未来、期冀明天。

不久前,由于受到非体育因素的干扰,中国足协选派的U20选拨队赴德训练比赛一事宣告中断。虽然及时召回球队处理得当,但考虑到整个比赛计划的筹备,中国足协作为牵头者难以避免地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印象中,似乎每次中国足球的热点事件中,足协都难逃成为球迷的“集火点”,从国字号的屡次兵败到联赛的负面事件,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始终扮演“背锅侠”的角色。但在20余年前,有一位为众人所尊敬的足协官员,他作为职业联赛开疆辟土之人,曾为中国足球外交事务做出重大贡献,他就是曾担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许放。

许放,1947年生于天津,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许放到了当时的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这之后的几年,他在洛杉矶奥运会时担任过中国代表团联络官,在北京亚运会时担任过亚运村的村长,也在北京亚运会后参与了申办悉尼奥运会的北京奥申委工作……

1992年6月,堪称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在北京举行,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开启了中国足球新篇章,为两年后揭幕的甲A联赛奠定基础。

根据当时的安排,许放也被通知参加这次会议,而在会议的最后,与会所有人员经过民主协商,经国家体委批准,确定了以袁伟民为足协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至此,许放开始在足协的工作。

1992年7月16日,许放正式前往足协报到上班,三位副主席分工明确,许放由于在此前外事事务方面的出色工作,被安排负责外事、开发、办公室、新闻和纪律委员会。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也赢得了亚洲各国足球界的认可,成功地当选为亚足联第一副主席。

最艰难的挑战还是筹备1994年开始的甲A联赛,为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当时的足协筹备了近两年的时间,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资金问题。彼时的足协账面并没有多少费用,而远在巴西的健力宝足球队更是因资金陷入困境,急需30万美元。紧急情况下,足协直接把上一任领导留下的30万美元全都用到远在巴西的孩子们身上,这也让足协在日常工作方面都陷入困境。

时间越来越紧迫,1993年底,负责外事的许放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国际管理集团(IMG),在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艰苦谈判猴,最终与IMG达成了协议,由他们负责联赛赞助资金(每年120万美元,每年递增10%,合作期为五年),来包装首届甲A联赛。

对于当时的情况,与许放一起工作的王俊生有这样的评价:“从那时起,我在中国足协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十年中,资金困难已经不是中国足球协会领导全国足球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是历史的跨越,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历史转折中的风云人物,理当属于许放。”

在亚足联任职的时候,许放也以自己的大气和果敢,为中国足球争取到了在亚足联“说话”的地位。

1995年,两支中国球队在洲际比赛中大比分失利,亚足联在未取证的情况下传出“中国队打假球”的声音。随后许放展开深入调查,挨个相关人员询问后得出结论——“假球说根本靠不住。于是,许放火速赶往亚足联总部面见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递上去厚厚一摞调查报告,义正严词地说:“未经调查就定性为假球,中国不能接受!”见如此情况,维拉潘作出了解释并收回当时的表态。

许放的为人处事被不少人称道,在坊间还曾流传这样的段子:在一次争议之后,许放抄起一瓶“马爹利XO”,往维拉潘眼前一蹾:“喝多少?怎么喝?”维拉潘也不是善茬儿:“你怎么喝我怎么喝!”于是许放就跟维拉潘“对吹”马爹利,一瓶下去,维拉潘意犹未尽;两瓶之后,维拉潘“有点高了”;两瓶半不到,维拉潘彻底找不着北了,被许放一把扛起,送回酒店房间。从此维拉潘特服许放,不仅服他的酒量,更服他为人的爽直和果敢。在许放的大气面前,维拉潘再也不敢叫板。

已经去世的中国足协老人马克坚,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许放是唯一一个敢在亚足联正式会议上拍桌子的中国人”。

只可惜,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许放在1996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9岁,中国足球痛失一位英才。

在与许放一起工作多年的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的自传《我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我们找到这样的描述:

1996年9月30日,我刚从马来西亚开完会回京,许放说他家里有点事实在脱不开身,希望我代替他飞赴武汉主持全国足球乙级联赛决赛。 因飞机机械故障,我在机场等了7个小时仍无法离京,便给许放打电话。他表示还是自己去,和往常一样干脆利落地说:“下决心,明天再走。”谁知道,这竟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晚上10点左右,电话铃突然间急促地响了起来。 “请问您这里是王俊生主任家吗?”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急促的声音。 “是的,我就是王俊生,您是谁?” “我是张青同志的爱人。”张青是国家体委水上管理中心的主任。“我现在正在许放同志的家里。许放现在已经没气了。请您赶快来一下。”还没等我问明原因,电话就挂上了。 我如遭雷击,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可能呢?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许放住的国家体委家属院。 许放住在六楼。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情景使我惊呆了,许放仰面平躺在客厅的地板上,面色惨白,双眼紧闭,左眼角淌着血。他的爱人在一边哭成了泪人,儿子不知所措地傻站在母亲身旁。 “老许,你怎么了?”我卧下身去,大声地叫着,用力地摇晃。 他平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年仅49岁。 看着猝然而逝的亲密战友,虽然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但心脏总是突突地跳个不停,当运动员时留下的心率不齐的疾病,由于突然的刺激现在又开始发作了。我忍了一会儿,吃了几片药。我忍住万分的悲痛,站起身来,与许放的妻子伦淑芬握了握手。她是国家体委外联司的处长,与许放是在大学期间相识的,俩人感情很好。 “小伦,刚才急救中心的医生说,他们已经确认许放是突发心脏病而去世的。许放不能总躺在地板上,是不是把他送进太平间?”我忍住悲痛低声与她商量。 她的双眼已经哭得肿肿的:“下午他还好好的,吃完晚饭躺在床上。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有点不舒服,我说到医院看看去。当我给医院打电话时,他下床到客厅,我忽然听见‘扑通’一声,赶紧过来一看,他就躺在这里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现在脑子很乱,该怎么办,俊生你就定吧。”我点了点头,“送同仁医院。”我决定了。“许诺,”我叫许放的儿子、一个年仅20岁的大二学生,“我们一起送你爸爸上路。” 他站起身来:“王叔叔,您就吩咐吧。” “把你爸爸最喜欢的、最新的衣服都带着。”他到里屋翻箱倒柜地找父亲最后穿的衣服。 “怎么不把新的皮鞋拿出来?”看许诺拿了一双旧皮鞋,我有些不高兴。 “王叔叔,我爸爸没有新皮鞋。”许诺低声地回答。我长时间强忍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了,“刷”地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就在两个月前,许放率队赴阿联酋参加亚足联举行的亚洲杯抽签活动。在机场,他看中了一双皮鞋,一问是二百美元,没舍得买。一生为工作的他,临死竟没穿上一双新皮鞋。许放摆平“假球”事件许放拿起酒杯:“我希望亚足联在处理中国球队时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就在两个月前,许放率队赴阿联酋参加亚足联举行的亚洲杯抽签活动。在机场,他看中了一双皮鞋,一问是二百美元,没舍得买。一生为工作的他,临死竟没穿上一双新皮鞋。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惊闻许放去世后,号召亚足联的同仁为其捐款,最终将四万美元转交给了许放的家人。

许放为中国足球奉献了最后一丝光和热,1996年初他一手拉起中国足协新闻委员会,并担任首届主任,他提议全国联赛增设新闻监督,由新闻委员会常委担任,他还在活动中听取各地足球记者和媒体体育部负责人对足球改革的意见,凡事亲历亲为。

1994年甲A元年体测现场的许放、戚务生、施拉普纳、王俊生(从左至右)

职业化初期,裁判受贿还不算严重的时期,许放就对裁判们尖锐地指出:“你们掂量掂量,是一两万元红包的分量重,还是你们一生的前途重?”

杨祖武,北京国安俱乐部原总经理,他曾见证了中国足球从濒临死亡到职业化初期的火爆,以及“假、赌、黑”盛行后的衰败。在一次采访中杨祖武道出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足球转折点就是1996年原亚洲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许放的去世。他和王俊生搭档启动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可惜,他不到50岁就去世了。尚未成熟的中国足球改革,还没有构建起自己的价值观,更没有搭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迅速在这个被金钱和荣誉包围的名利场中迷失、堕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